当前位置:曲家新闻网>教育>译论||美国生态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研究

译论||美国生态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研究

2019-11-08 17:20:22 阅读量:1623 作者:匿名

出发地: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

美国生态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介绍

马·洪钧

本文从翻译的角度考察了美国生态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系统描述了美国生态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概况,分析了美国生态文学的翻译特点,如对自然写作和荒野叙事的偏爱,多种身份的学术翻译家,指出了翻译相对滞后的原因和翻译的文学价值。此外,作者认为翻译、生态文化和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面对工业或后工业时代的消费主义和商业主义,作家和翻译家可以变得负责任和有生态意识。发言人乙:在一定程度上,生态文学的翻译和引进可以促进生态文学文化的传播,进而构建一个“情感化”的生态社会和生态文明。

关键词:自然写作的翻译和介绍;多重身份的“学术译者”与生态文化传播

作者简介:马洪钧,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文化研究与翻译、英美文学和生态文学。

介绍

谈到生态文学,人们习惯于把它等同于自然文学(或自然写作)。早期生态文学的范围很窄,它确实涉及到自然写作。美国学者托马斯·里昂(Thomas j lyon)建立了一个相关的分类,指出它包括一系列不同类型的作品:区域指南和专业文章、历史散文、游记、关于自然经历的散文(孤独或荒野生活、旅行探险、农场生活)以及关于人类在自然中的作用的散文(1996: 279)。在利奥的分类中,诗歌和小说等体裁显然被排除在生态文学之外。随着三次生态批评浪潮的发展,学术界扩大了对生态文学的定义。只要探索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传播生态思想,体现生态责任、文化批评、生态理想、生态警示和生态美学的文学作品就可以称之为生态文学。它的范围和内涵在内容和体裁上变得更加广泛,不仅包括突出非人类世界并包含环境伦理/生态原则的自然写作,还包括以环境主义为主导的生态诗歌和生态小说。

2.翻译轨道

美国生态文学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相对较晚。最早的翻译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伴随着《瓦尔登湖》的翻译,然后进入了一个相对沉默的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生态文学的介绍和翻译很少。只有瓦尔登湖在中国大陆被校对和重印了几次。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环境危机引起了人们的焦虑和关注,中国对生态文学的关注和翻译逐渐增多。鉴于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是美国早期生态文学的大师,本文以梭罗为出发点,按时间顺序对美国生态作家在中国的翻译和介绍进行梳理和研究。

2.1美国现代自然写作之父梭罗的翻译

梭罗的作品根据美国超验主义的重要作品,首先按以下类别出版:外国文学经典系列、外国游记系列、著名作家工作室、世界经典节选系列。由于对生态危机的关注,他被公认为环境保护的先驱、生态文学的圣人和经典人物。他的代表作《瓦尔登湖》被视为“绿色圣经”。它最初是由徐驰翻译的,但是它的出版是在新中国诞生的时候。它提倡的想法在当时似乎不合适

表1

没有得到读者的注意。20世纪50年代,香港的吴史明(无名地)将其翻译成“胡斌三际”(被证实为徐驰翻译的盗版版本)。在过去的60多年里,除了不断重印徐驰的译本外,还出现了54个重译版本。《瓦尔登湖》被出版商称为“塑造读者生活的25本书中的第一本经典”。美国自然文学的典范!全世界读者追求的经典阅读!当代美国读者最多的散文经典”。同时,梭罗的其他作品也相继被翻译出版。详见上一页的表1。

通过这些翻译,中国读者开始了解并喜爱梭罗。他的作品批判了工业时代的科学技术、理性和消费主义,警告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危机即将来临,展示了一种尊重自然、体验自然生活和探索生命的简单世界观。这至今仍给我们带来启发,并具有深远的影响。

2.2梭罗之后美国生态作家的翻译与介绍

梭罗之后,许多生态作家在美国出现。例如:john burroughs、john muir、mary austin、aldo leopold、rachel carson、edward abbey、gary snyder、Wendell berry、annie dillard、scott russell sanders、terry tempest williams等。如果梭罗是生态危机的预言家和回归自然的倡导者,他是第一个对工业文明进行预测和批判,并进行自我净化生命探索的人。此后,作家们不仅继承了梭罗的自然写作风格和敬畏自然的精神,而且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梭罗,从伦理、科学、文学和生态哲学等方面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态整体主义。近年来,中国逐渐意识到这些作家的价值,并开始翻译他们的一些作品。为了让读者一目了然,笔者统计了表2中目前可用的数据(由于篇幅限制,这里省略了作品的英文名称和出版社,其中“台湾”一词来自台湾出版社)。

参与出版的有大陆联合出版公司、译林、人民文学、百花、文艺、吉林人民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等21家出版社,以及台湾联合文学、麦田、世界文化、世界展望、大中华图书、季节风格、时代文化出版公司、柿子文化、宝瓶文化、陈星出版、乐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等11家出版社

表2

除出版社外,《中国翻译》杂志还于2003年选译了安妮·迪拉德的文章《飞蛾之死》,2005年韩尹素青年翻译奖竞赛,2006年斯科特·桑德斯(Scott Sanders)的《论美与本土词汇的新界》。《诗歌杂志》杂志于2008年选译了温德尔·贝里的11首诗歌。《诗歌月刊》于2008年选译了詹姆斯·赖特的18首诗歌。《世界文学》杂志在2003年编辑了约翰·缪尔的《树林中的风暴》和玛丽·奥斯汀的《缺水地带》,在2005年编辑了爱德华·艾比的《蓄意破坏》,在2012年编辑了加里。斯奈德的生态思想散文:《非自然写作》、《珍珠网与细胞网》和《再次居住》三篇;2014年,它选择并翻译了当代作家朱丽安·鲁兹·沃伦的小说《奔跑》和瑟蒙德的散文《死鸟》。这些翻译和介绍逐渐将当代美国生态文学带入人们的视野。

此外,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的四部重要生态批评著作:劳伦斯·布尔(lawrence buell)的《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由刘备翻译)和斯科特·斯洛维奇(scott slovic)的《思考出来:入世、生态批评的诞生与责任》(由魏庆琪翻译)。利奥·马拉(Leo mara)的《花园中的机器:美国科技与田园理想》(由马·梁海等人翻译)和格伦·a·洛夫(glen a .love)的《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与环境》(由胡志宏等人翻译)。这些重要的学术专著基本上都是由生态批评研究学者翻译的。他们深入理解和准确表达了西方理论的前沿,为生态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翻译特点

3.1自然写作和荒野叙事的翻译和介绍偏好

在过去的十年里,生态文学的翻译和引进形成了生态文学翻译的系列和系列化,从几个译者翻译几部作品到许多译者和出版社的参与,再到大型出版社的大规模引进和系统翻译。如此大量的翻译和介绍无疑对生态文学和生态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翻译和介绍的现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从表1和表2中,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首先,翻译和介绍集中于早期作家(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如梭罗、巴勒斯和穆尔等)。,尤其是梭罗的《瓦尔登湖》(Walden)被翻译出版得最广),但缺乏对当代重要生态作家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即使有,也只集中在奥斯汀、利奥波德和卡森等少数作家身上。

第二,翻译的体裁相对单一,突出非虚构的自然写作。自然写作(Natural writing)通常指以第一人称写作,这是一种记录自然环境并结合自然中个体的身体和精神经历的非虚构论文。它特别强调对科学知识和事实的描述,包含对自然的哲学解释,强调“与自然的情感交流,对自然的吸收和对自然精神色彩的再现”(Burroughs,2012: 4)这一事实和精神的再现能够真正让读者与自然建立沟通,在自然中进行精神朝圣,培养生态意识和生态责任。然而,这不是唯一的办法。生态诗歌和小说可以实现上述目标,但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43篇自然作品的翻译相比,只有3首生态诗和6部生态小说被翻译。翻译和介绍的比例无疑是不平衡的,所展示的生态文学必然缺乏完整性和多样性。

事实上,生态诗歌和生态小说是自然写作的补充,是美国生态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清楚地呈现当代问题,更加关注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但他们的表达方式和方法不同。生态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不仅继承了浪漫主义传统,而且超越了浪漫主义。它“表达了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微妙性、适应性和进化的平衡,表明文化的健康和美丽总是与自然密不可分的”(elder,2002: 3- 4),”强调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认识到世界是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应该把世界声誉视为一个整体。此外,他们对“超理性”持强烈的怀疑态度,对现代世界的过度科学化持批评态度,并对生态灾难的潜在性(bryson,2002: 5-6)非常感兴趣,如生态群落、人口过剩、物种灭绝、污染和全球变暖。有些诗歌甚至具有“审丑”和“注重表现自然被传统自然诗歌忽略、掩盖、拒绝甚至压制的部分”的美学特征(严建华,2009: 103)。不幸的是,只有一位诗人的作品被编辑出版了。

生态小说将自然写作的关注与叙事小说的风格相结合。作为一种混合风格,它“不像传统的自写那样寻求个人与自然的统一,或者传统小说寻求个人与社会的融合”。它寻求个人、社会和自然之间更全面的统一感,试图调和个人与社会和自然,呼吁并强调人与地方之间的新关系。这种关系将人类社会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然分离的独立部分”(康奈尔,1996: 1041-1057)。生态小说以小说和树木的形式聚焦于生态社会、政治和环境正义。例如: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关于美国白人对印度生态环境犯罪的《死者年鉴》和《仪式》;芭芭拉·尼利的小说《布兰奇清理》(Blanche Cleanup),揭露了美国白人向黑人社区倾倒有毒废物的环境不公;苏珊. m .盖恩斯谈到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小说,如乌苏拉. k .勒古伊的《碳梦》和《总是回家》。这些作品从心理、社会、民族、政治和经济角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他们从后殖民和种族的角度审视了环境正义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翻译。因为忽视这些问题,盲目追求生态中心主义只会导致“生态乌托邦”,并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忽视这些生态小说的翻译和介绍无疑是一种遗憾。

第三,除了相对单一的体裁选择之外,他们还更喜欢选择内容上的“荒野叙事”,忽略了以下类型的文本:(1)包含生态激进主义和生态自卫思想的作品,如艾比的《蓄意破坏》、《海都克,还活着》“等等。(2)《有机生态群落叙事》的文本只有程宏翻译

何家芬翻译的《灵魂的安慰》和《最后一个农民的智慧》。(3)有毒的叙事文本,例如桑德拉·斯坦格勒(sandra steingraber)的自传体作品《生活在下游:生态学家对癌症和环境的检查》,被称为“新时代卡森”,沃克·珀西的《塔纳托斯综合症》。T. c .博伊尔的《世界末日》和s.e .坎贝尔的《把山带回家》;安娜卡斯蒂略的《远离上帝》等。目前,除了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和德里欧的《白噪音》,没有有毒的叙事作品被翻译。

作者认为,在环境危机日益恶化的时代,仅仅关注纯粹的自然荒野叙事是不够的。因为不同叙事主题的文学作品对生态问题有不同的关注和思考。例如,“为保护生态而故意破坏”的作品实际上是以陌生化甚至极端的方式提醒公众。人类不能再坚持“发展第一”的理念,继续肆意破坏和剥去自然。有机生态群落的叙事强调了人类和自然界中其他生物作为整个宇宙一部分的有机联系。这对我们理解和解决环境危机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人类本身就是自然,与其他生物和土地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解决生态危机。有毒叙事从环境科学和社会生态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自然、城乡景观之间的有机联系,反思了人为环境有毒污染引发的生态危机和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特别是从生态理想和“生态乌托邦”的反面,我们被警告:在“生态灾难”之后,人类能在有毒的世界中生存吗?如何生存?

综上所述,目前生态文学的翻译和引进在体裁和题材上相对单一,不够全面。未来生态文学的翻译和引进应进一步拓展。只有对生态文学进行多元化的翻译和介绍,才能给读者带来多维的环境想象和思考。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对生态文学的研究远不止翻译。生态文学的相关翻译研究仍是空白,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3.2多重身份的“学术译者”

不仅有像陆谷孙这样的著名翻译家,还有少数自由翻译家在中国从事美国生态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但总的来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多身份的“学术翻译家”:除了翻译家,他们也是学者或作家,大多在大学工作。“研究、翻译和创造”的多重身份使译者不仅能够深刻理解

美国生态文学恰当地传达了原文的内涵——翻译中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责任。通过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他们了解了西方的理论前沿和文学现象。因为有固定的工作和薪水,也没有必要为了满足商业利益而仓促从事翻译和出版,作品通常都是精心制作的,文字之美和自然之美是融为一体的。其中,徐池、程宏和马永波颇具代表性。

徐迟是生态文学翻译的开拓者。他既创作,又翻译,还进行研究,曾担任过a

黑龙江11选5开奖结果 快三app下载 500万彩票网 福建十一选五

© Copyright 2018-2019 youtunel.com 曲家新闻网 Inc.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