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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中国经济是如何成功飞跃的?|读懂中国系列访谈

2019-12-01 19:55:31 阅读量:4984 作者:匿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意见]

*总结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后,中国走上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对世界政治经济的现实启示。

*中国领导人深知未完成的结构性改革和更全面的开放对未来经济成功的重要性,从未拒绝接受全球最佳做法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基准。

*经济发展的力量已经落到各级地方政府手中,因此中国的经济体系能够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和开放性。

*中国经济的成功在于善于学习,总是通过探索学习,不断总结发展,不断尝试和犯错。对于许多创新的想法,我们总是先参与试点项目,然后从头至尾。

政府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结构改革是成功的最大秘诀。

《文汇报》:70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新中国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比较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你认为中国经济成功的最大秘诀是什么?

张军:你知道,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相比,中国一直非常重视将市场经济中的所谓最佳做法与中国自身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以探索自己促进结构改革、制定政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途径。这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和最大的奥秘。

通常,由于中国拥有强大的国力(执行力的来源),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在国有经济中占有很大份额,政府制定的产业扶持政策和强有力的政治执行力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这种观点使他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结构转型的真相视而不见。真正重要的是,在过去的10年里,越来越多的中国硬科技和金融科技公司,包括华为、阿里、腾讯和平安,正在成为具有巨大创造力的全球性公司。例如,在深圳成立仅9年的小米集团,已成为2019年财富500强中最年轻的企业。

如何理解国力与经济成功的关系?

在中国,国力得益于繁荣的经济发展,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例如,正是持续的经济增长为国有资本的升值创造了巨大的机会,而不是相反。当然,中国是一个国力强大的国家。没有它,中国几千年来都无法避免民族分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后,由于国家的强大,中国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遏制民粹主义抬头、提供包括教育和科研在内的基础设施方面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做得好得多。

因此,首先,中国领导人深知中国未完成的结构性改革和更全面的对外开放对未来经济成功的重要性,从未拒绝接受全球最佳做法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基准。

第二,在中国的体制下,经济发展的权力落到各级地方政府手中,这样中国的经济体制才能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这种权力下放的制度允许地方政府及其竞争对手鼓励开放、企业和企业家精神,这是中国持续经济变革的驱动力之一。正是这个体系底层崛起的公司、改革者和企业家塑造了中国今天的经济繁荣和全球竞争力。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中国经济的成功在于善于学习,在发展中不断总结,不断尝试和犯错,从微观到宏观,以最先进的国际标准为基准,无论是技术、制度、政策、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领域。

毗邻香港的上海自由贸易区新区

《文汇报》: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世界政治经济提供了什么样的实践样本?

张军: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经验确实值得推广。我们可以与苏联和日本相提并论,它们曾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时,苏联拥有庞大的中央计划体系、先进的科学研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秀的人力资源。然而,与今天的中国相比,它没有市场体系,没有分权,没有竞争,没有货币激励,没有信息的横向传播,没有企业家精神,也没有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开放政策和通过学习取得的技术进步。随着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庞大官僚组织的本能膨胀,经济运行的失败指日可待。

再看看日本经济。自二战以来,日本经济已经增长了近40年,但增长停滞不前。1990年,按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6000美元,几乎相当于31000美元的水平。换句话说,在经济停滞之前,日本已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并且已经站在全球技术的前沿。此外,日本人口老龄化特别严重,这对储蓄率有重大负面影响。此外,日本政府在市场开放和结构改革方面缺乏共识,并且错过了转型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增长放缓显然是可以理解的。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考虑到人口规模,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其发展潜力和空间比日本大得多。对于现有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国在总结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后,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中国能够给世界政治经济提供的现实启示。

实验的不断尝试和失误以及地方政府积极性的激发是成功转型的动力。

《文汇报》:为什么很少有国家成功地从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但是中国已经避免了经济崩溃和停滞的陷阱?

张军:总的来说,从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采取了更为彻底的方式。但是中国没有走这条路。

因为看不清前方的路,中国一直在探索一所中学,并从中学习。因此,第一个经验是采用实验方法。对于许多创新的想法,中国总是先参与试点项目,然后关注点和领域。改革开放时的深圳等四个特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2013年9月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也是如此。中国总是在尝试和改变,稳定但创新。另一个例子是,中国认识到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足,并致力于结构性改革。在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在党的全会公报中写道“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承诺致力于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

第二个经验是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通过权力下放,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当地情况进行改革,从而实现地方政府之间健康的横向竞争。由于资源禀赋不同,地方政府可以相互学习。从中央政府到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到以下城市,第三产业非常容易振兴。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在推进改革时受到既得利益者阻碍的弊端。

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与全球产业链紧密相连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尤其是县市)之间的竞争是显而易见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已经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地。制造业一个接一个出现,其中许多是由县或地级市驱动的。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格局示意图

近年来,鼓励科技企业落户和年轻人创业越来越受欢迎。地方政府竞争的范围已经从对初创企业的一揽子扶持政策扩大到一系列招募优秀人才的政策,包括个人税收激励和购房补贴,不断改善地方商业环境,甚至为医疗和儿童教育提供更多便利。

继续寻找和保持比较优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文汇报》:西方国家一直在批评中国经济,认为中国不能跳过“中等收入陷阱”。目前,中国是全球化的强烈倡导者。你认为FTZ和“一带一路”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中国经济未来的主要风险是什么?应该采取什么预防措施?

张军: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当普通人达到3000-10000美元时,原有的优势就会丧失。例如,基本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将变得更加昂贵,然后你的比较优势将会丧失。此时,必须持续推动结构改革。例如,市场和企业必须发展劳动力成本低的产业,大力发展技术驱动型产业,包括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依靠各类人才带动高技术产业的生产、发展和繁荣。这样,他们就可以顺利地转型升级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般来说,谈到中等收入,这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上半年”的结束。许多国家对其现有成就感到满意,不再追求新的比较优势,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然而,中国主张全球化,并继续加强改革开放。在国内,我们注重提升市场力量,使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不断实现新的比较优势。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积极推动全球化。一方面,希望世界经济仍处于高度全球化,中国经济将释放巨大潜力。另一方面,中国也应该为全球经济做出持续稳定的贡献,向更优秀的全球企业学习。因此,全球化的作用是双向的。我们参与国际交流,从中受益,同时为世界经济做出贡献。

从这个角度来看,共建“一带一路”是我们新的比较优势,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各种能力合作。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改革开放,即将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具有这样的探索意义。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2019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

到2035年,中国有可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意味着中国将确保未来15-20年年均增长6%或略高。这一目标似乎不高,但中国今后不应掉以轻心,因为它仍将面临以下挑战:

首先,中国面临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尽管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后连续7年下降到0.462左右,但这一数字仍然高于国际警戒线,甚至高于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区间值。

其次,中国仍面临居民财产缺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未能解决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中国需要更加明智地处理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冲突。

第三,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严重老龄化的社会。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15年修订版《世界人口展望报告》,到2050年,36.5%的中国人将超过60岁,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当时,总人口与今天一样,约为13.8亿,但0-14岁儿童的比例将低至13.5%,仅比日本高一个百分点。人口的平均年龄将达到49.6岁,接近日本53.3岁的水平,而瑞典、英国、美国和其他欧美国家仍处于40岁出头。

张军的办公室

在高质量发展中,要注重创新,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文汇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新的经济法?

张军:高质量发展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半期”。我明白高质量意味着我们不再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当然,如果我们能达到这个质量,我们不需要放弃速度。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注意不要破坏环境,确保绿色经济,并确保收入和分配差距不应过大,否则将破坏“和谐社会”的理想。因此,应注意以下开发规则:

首先,被评估区域的业绩必然与增长质量挂钩,在大多数情况下,增长质量是通过将生产要素聚集到科技创新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中来实现的。这将改变过度依赖上级激励并引入向下问责的制度。

第二,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深圳为例。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政府已经成为企业家的“守门人”。它没有轻率地干预企业和市场。形成了良好的经营环境,促进了创新型企业的快速发展。它继续成长,甚至成为一家国际跨国公司。

同样,多年来,上海不仅肩负着国家的重大战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创新,越来越多地探索政府服务市场的最佳模式。上海自由贸易区就是一个例子,现在上海自由贸易区在香港附近有了一个新的区域。

第三,保持原有政策可塑性的优势,避免意识形态僵化。政策变化是在增长转型的每个可识别阶段根据不断变化的需求而做出的。例如,每10年就有挑战,应该及时做出调整。

(采访:我们的记者李连)

作者:张军,李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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